Turmoil and Restructuring of Taiwan Art Circl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1945-1954）

中文摘要

戰後初期，是台灣美術界生態急遽轉變的關鍵時期。隨著統治者的轉變，中華民國政權在台推行的中國化文化政策，以及中國大陸木刻版畫家與傳統水墨畫家新勢力的加入，都讓台灣美術界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本論文是以此時期的台灣美術界為主體，以前人未能充分利用的一手史料為基礎，結合政權轉換後的社會文化脈絡，整合本地美術家、中國大陸來台木刻版畫家與傳統水墨畫家在台的活動情形，探討他們在台灣美術版圖變遷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具體掌握美術界的發展與轉變。同時也以本地美術家為中心，探討在這段美術界動盪與重整的歷程中，他們面臨的困境與付出的努力，以及對他們在創作活動上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透過一手史料，發現本地美術家在日本殖民壓制解除後，一時對新時代與新政權懷抱著極大熱忱，極思建設台灣美術文化。經過他們主動爭取，1946年第一屆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省展）在短時間的積極籌辦後順利開幕。在木刻版畫家積極宣揚左翼美術觀與本地左翼文化人士活躍的背景下，本地美術家掙脫了日治時期官辦美展題材的限制，企圖以繪畫作品反映黑暗的社會現實，為台灣群眾代言。
省展為台灣藝壇發展的新高峰，之後旋即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重創。對祖國政權懷抱熱情的嘉義美術家陳澄波被槍決，為台灣美術界代言的左翼評論家遭到迫害。事件後，國府加強清算日本「遺毒」，以及施行徹底剷除左翼思想的政策，不僅指責本地畫家的膠彩創作為日本遺風而全面否定，更從此壓制了本地美術界關心社會、檢討現實的聲音。
雖遭逢二二八事件重創，第二屆省展仍在本地美術家的奔走下開辦。然而因官方的漠視，使省展缺乏報章關注而被邊緣化。同時左翼木刻活動亦被官方壓制，木刻版畫家轉而投入一般美術活動，藉報章評論嚴厲批評本地美術創作未能反應社會現實。相對於本地美術活動的邊緣化與履遭責難，事件後中國大陸水墨畫家在台展覽則更為頻繁，配合清算日本「遺毒」之剛性中國化文化政策，得到官方推崇與媒體關注，使本地膠彩畫家遭受嚴苛的指責與排擠。政府當局亦透過教育體制，全面斬斷膠彩畫傳承，豎立以傳統水墨畫代表正宗國畫的美術新秩序。
至1949年底，隨國府遷台、與黨政要員關係密切的畫家，占有媒體發言權和高等美術教育要職。他們一再鋪張地舉辦為蔣介石祝壽或配合反共抗俄國策的「全國」美展活動，占取了美術界最多的資源。而本地美術家興辦、在美術專業競技的台陽美展和全省美展，此時只能淪為邊緣的「地方」展覽。五○年代當政者深化中國認同之文化政策，亦使得本地畫家的膠彩畫因著和日本的牽連，被猛烈批評與攻擊，在美術界完全喪失空間。
綜上所述，本研究透過對此一時期本地美術家、中國大陸來台木刻版畫家與傳統水墨畫家三者活動的梳理，以及官方推動之中國化文化政策對美術界所造成的影響，呈現出本地美術家在戰後初期美術版圖轉換過程中，從滿懷期待一展抱負到倍受排擠的艱難處境，並指出他們身處時代逆境，仍全心投入美術創作與傳承工作，努力耕耘台灣美術的積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