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Do I Live: Rite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Process In Live Consumption of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Date Issued
2016
Date
2016
Author(s)
Chiang, Pei-Chun
Abstract
科技改變了人們消費音樂的方式：數位化使實體唱片銷售不再是產業的生存之道，串流的發明更進一步拆解了音樂的聆聽與擁有，將享受音樂的成本降到最低；但數位音樂零碎、背景化的缺點，卻同時成為現場演出重新崛起的契機。相對而言更耗費金錢、時間、精力的現場演出受到消費者們青睞，反映的是追求個體性的當代社會中仍然存在的集體性需求，也就是「認同」此一消費動機（why）；此外，要求觀眾參與的現場演出，也凸顯了消費作為個體逃離結構手段（how）的可能。 音樂消費者如何在現場透過集體行為，塑造個體不同於既有社會結構的全新認同？為了回答此一問題，本研究以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收集消費者的現場經驗，並以反身性的敘事整合消費的目的與手段。 採用Goffman的戲劇理論為分析框架，本研究將現場按setting和劇本分為「演唱會」和「LIVE」兩大理念型。在以台北小巨蛋為代表、聲光華麗的大型場館中，演唱會的觀眾用跟唱、競賽、應援、呼喊安可等方式，展演演出者與自身之間偶像與崇拜者的關係；而在Live House裡，觀眾則傾聽著演出者的音樂故事、與演出者閒話家常，就如朋友一般。演唱會裡崇拜者不理性的退化行為，以及LIVE中分享的私密故事，這些破壞性信息與內部秘密使現場成為後臺，投入其中的演出者也因此脫離了日常生活。在現場，觀眾雖然在看演出，卻不認為自己是表演的觀看者，而是作為表演的局外人、以「知己」的身分踏入演出者的後臺；共同將現場展演為後臺的演出者與觀眾，產生了屬於劇班成員間的親密認同。 參與展演的過程，也將現場轉化為Turner所謂的儀式。個體觀眾們各自基於不同的結構弱勢、同樣帶著不安與焦慮的情感來到現場，在現場的集體展演中脫離日常的社會角色，成為共同體的一員。現場的共同體同時包含了觀眾與演出者，演出者是作為共同體的代表，亦即每一位觀眾的代理人在進行表演，觀眾能把個體的情感投射在演出者身上，在詮釋演出者的表演時，連結自身與演出者的生命經驗，使自己的生命也獲得儀式的中介，從過去被過渡到未來。集體的經驗讓個體消費者即使在現場演出結束後重新回歸日常，依然能想像其他共同體成員對自身情感的理解，這種身為共同體一員的認同感便成為個體繼續扮演社會角色、甚至改變結構的能量。 本研究主張，現場同時展現了音樂的結構與行動兩面向：劇本的存在讓文化工業仍能透過格式進行複製、以各種刺激吸引消費者，「演唱會症候群」便是暫時滿足後的空虛；然而，無可否認的，現場展演需要演出者與觀眾的劇班共謀，現場的消費者作為音樂現場的參與主體，連結了個體與集體的情感經驗，使現場成為生命的過渡儀式，認同的產生過程本身就是個體能動性的證明。
Subjects
popular music
consumption
live
perform
rite
identification
Typ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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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ntu-105-R01325003-1.pdf
Size
23.54 KB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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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sum
(MD5):751bd5ff667861528f18d242c77831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