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政治正當性思想的形成初探 ——以唐中葉至北宋士人的政治思維為中心
Date Issued
2005
Date
2005
Author(s)
陳偉強
DOI
zh-TW
Abstract
有別於西方知識份子與學者論政治正當性，中國傳統士人之政治思維中的國家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基本上不是處於緊張的關係。西方如盧梭等論政治正當性的代表性知識份子，將人民與政府看作對立之雙方，將權力、權利與義務視為一種根基於契約的交換。中國傳統的政治正當性顯非如此。簡單的說，在中國，天子為代表的國家乃家族的擴大，政治被視為保民的事業，合理與正當的政治便是能行此保民大道的政治。任何政治體並非有異於家族的構造，都是在整體人倫之道規範與理想下應有的一部分。傳統概念中的中國國家雖需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根本行為並非透過協商與權力的讓渡，反而是和諧地彼此滲透，成為其中一部分而互相完成。此乃中國與西方論政治正當性基本上切入角度根本性的不同。因此，不同於西方式對政治正當性之論述，政治正當性的思想在本文的界定中，乃存在於士人政治思維中，而表現在其對理想與正當的政治秩序之建構的諸觀念與文字上。
在這樣的界定下，本文採取思想史取徑，而非一般論政治正當性的外部政治文化史取徑，對近世士人的政治正當性思想作出討論。政治文化史取徑，著重在政治主體穩固權力的手段與相關措施之說明，是以西方政治為原型，以契約論為思考之出發點而產生的視角。這樣的視角並非不能用於解釋中國傳統政治正當性的維持。就實際歷史而言，於朝代轉換之際確實需要一些政治作為與手腕來使政治趨於安定。然而這樣的外部觀點只是說明了政治之合法性如何被統治者塑造、用以維持基本之政治秩序，卻對此正當政治之理想以及其內涵無所著墨。有別於此，本文所採乃思想史的取徑，在說明政治秩序如何穩固之餘，更試圖探究士人政治思維的內部，對正當的政治有著什麼樣的設想與期待。士人對政治正當性的設想，具有豐富、可分為諸多層次的內涵；其內涵以及其形成的過程，本文試圖從現實秩序之維繫、超越性「天命」的象徵與理想人倫秩序之完成等三個面向說明。以往論政治正當性者，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以闡明君王如何鞏固政權為切入點，以外部的政治文化脈絡為討論的要點。本論文試圖進行的工作，則是一個詮釋模型的建構。在考究此階段士人所留下有關政治正當性的相關探討的文字後，我們可以說近世以下士人在論正當的政治時，約略可以分成上面所述之三個明顯的面向。我們必須說明的是，在這個詮釋模型中，此三個面向彼此之間，存在著有機、互動的關係。現實秩序、超越的天命與理想人倫秩序，此三者在士人政治思維之中為其大者，而兼及士人的社會意識、生命意識等其他面向。在本文所欲建構之詮釋模型中，士人政治正當性思想的諸面向與諸層次，唯有落實到士人論政時所呈顯的政治思維中，才得以析明。
在唐中葉到北宋之士人構思正當之政治時，「回復三代之治」的理想並非只是空言；在一定的程度上，昔日古聖人的政事與言行都成為了他們的典範。在深入分析士人的政治思維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時期的士人多把他們認知到的「三代之治」典範之內涵落實到現實中論政與論世的文字之中，從而展現了務實的政治正當性思想。這種務實的政治正當性思想，可以在幾個地方發現：首先是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對君國社稷的現實關懷；在啖、趙、陸新春秋學派發尊王之義，欲救「王綱廢絕」、「人倫大壞」的現實政治需求中，也可以找到蹤跡；柳宗元「大中之道」、「堯舜孔子之道」、救「生民之患」的訴求與關注要點，也是務實的政治正當性思想的表現之一。就傳統士人來說，論及政治之正當首先會想到的得「天命」的問題，同時在這時期也展現了務實化、自然化的趨勢。這點我們從士人對《易》經自然化宇宙觀的回歸，以及論正統時談「天命」越過漢唐董仲舒之典範，直承殷周之際「以德受命」的觀念傳統等例子中可以得到驗證。並且整體來說，在士人的政治觀念中，理想的中國傳統之正當政治，亦即正統之內涵，與他們所認知之「三代之治」的歷史事實相互滲透。我們可以說，在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士人們論歷史朝代之正統時，其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之內涵，是與三代之治的典範相互滲透、彼此強化而成型的。周公以來，以宗法家族人倫為秩序核心而推廣出封建秩序之原型，成為士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社會秩序。這個總結三代而為後世法的文治，經由孔子等的宣揚與轉化，成為規範政治、社會與人際關係，無所不含的「人倫之道」。在唐中葉至北宋士人的政治思維中，我們可以看到此由理想「三代之治」以來的倫理價值觀念無所不在；且唯有能完成人倫之道之政治，才可稱為正當之政治。
中國士人的政治觀念裡，國家乃家族的擴大，為社會上應有的一個組織。天子與政府存在的目的便是保民、活民、生民，使社會、政治秩序得到一定的保障與和諧運行的保證。國家此組織的存在如同家族的存在一番，均是用以促進人倫價值的實現。在這制度之下政治的頂點是天子，良善的社會風俗與倫理價值是否能行，乃端視此一國家的大宗子之行為是否合於倫理規範。理想的政治便是將此人倫之道推行至社會每一角落，人世間的事務可依此得到運行的準則，並得以運轉不綴。然而中國近世士人的正當政治之思想觀念絕非只有理想層次。相反的，它是由現實的需要所生發而逐步建構完成的。
在第一章我們可以看到，從中唐到北宋的儒家，有鑑於現實的混亂，不約而同地在其文章、議論，甚至是解經之中，提示了一個以天子為權力穩固之中心，平天下的實際政治需求。傳統政治典型之奠定與生發，在周公制禮作樂之際，有賴一個以家族為樣本，如同「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詩經•大雅文王〉)以家族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國家原型。傳統政治之特色與士人對正當政治的期待相互滲透，於是在面臨了秩序的危機時，士人以鞏固王權與回復堯舜之治作為對現實政治的期待。柳宗元念茲在茲的「大中之道」簡單來說，便是保民救民於水火之際的堯舜之道。此乃最簡單層次上，唐宋之際士人回歸三代之治理想的一面。中唐至北宋初年的儒家，以實踐治道、重整秩序作為第一要務；平天下以救民成為他們論政的基本宗旨，這也是中國近世政治正當性的最基本第一個層次的展現。在歐陽修論正統時，也受此長期客觀的歷史經驗與時代需求所影響，將「統」視為正統的必要條件與要素。蓋無法一統民生便難安，天下不平則何來的正統之說？是以中國近世士人論政治正當性，以實現平天下之實際政治需求為首要的第一要件。
傳統中國士人論政治是否正當，多使用「天命」這個概念。「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尚書•多士〉)將得「天命」視為得天下的象徵，在傳統中便已垂示。周公以此觀念，明示殷之遺民「天命」之授受有其理則，勸戒諸異姓別有非分之想，而應當服從此會降命降殃的「天」。然而周公並非僅止於此自古來巫祝、宗教式的天命觀，他以宗子作為天子，以多層級的天命觀推廣出祭祀與祭禮等封建等級之禮制，完成了中國傳統正當政治之原型的創建。在周公為代表的周人政治理性中，「天命」為人事的反應，正所謂「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然而在董仲舒所面臨的秦漢帝國的定型期，卻摻雜入鄒衍以來的天人感應與五德終始說，災異化的「天命」說成為秦漢帝國政治正當的根據。此種來自宗教的超越性政治來源有其傳統，「絕地天通」下的巫祝傳統與殷人迷信的人格化的「天」都是其思想上源。董仲舒為符合帝國的新統一政治型態而採取對此傳統的繼承，成為殷周之際古典「天命」觀外的第二個「天命」觀典範。殷周政治理性下的「天命」觀、董仲舒承繼巫祝以來人格化的「天命」說，此兩個天命觀的典範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宋朝的士人政治思維。宋代士人與真宗以前朝廷在相當廣泛的程度上，仍聽取「天命」、德運與相應服色等相關措施的建議，有其舉措。然而新一代士人則純以人事的運行論「天命」，發展出新的自然化的「天命」觀。此「天命」觀上溯到《易》尋求傳統資源，在政治上回歸「不敬厥德乃墜命」的殷周之際傳統，講究人事運行之合理。在此回歸《易》的傳統中，運轉不息的人事又可上比於自然化之宇宙界的天道。自然化的天仍然是一個政權的超越性象徵。此超越性源頭在宋代士人回歸典籍下發為自然化的「天命」觀，在政治觀念以及整體思想上並未與超越價值斷裂，反而可視為一種巧妙的轉化，而安頓在宋以下新的世界觀下，使正當之政治有著超越性的源頭價值。在這一點我們補充了林毓生以來論傳統政治只側重漢唐等巫祝的「天命」作信仰之傳統為根據的思想，並且也說明在余英時論「人間秩序」之餘，以宋代為代表的近世士人仍未與傳統「天」的超越性源頭產生斷裂，正當政治於此世之得「天命」，在士人觀念中亦具有超越性的價值。
若以傳統士人所謂「道」代表理想的超越世界，以人倫日用來代表現實的人間世界，可以說「道」便體現在「人倫日用」之中，人倫日用也不能須臾離「道」。最後在第三章我們看到了近世士人觀念中政治、人倫之道乃至超越價值均為一體。理想的政治乃人倫之道擴充之一部，且在上一章的自然化天命觀基礎之上，有著和士人性命攸關的政治—人倫價值乃至超越性價值的內涵。人倫價值之內涵落實、呈現在士人對政治正當性相關的觀念討論上，亦可有許多可見的線索。如《大學》、《西銘》，呈現國家乃家族的擴大，且政治施於人事，也應受家族倫理的規範此觀念；又如歐陽修論正統之「正」，有著「嗣君繼體」，君主承先祖即位乃象徵生命的延續此重要觀念。又在此觀念之下，天子如家長，乃大宗的宗子。國家的延續好比家族的延續。在歐公正統論中，又有明顯回歸「三代之治」理想而論政治正當性的觀念存在。周朝之周德、文武周公的宗法封建法制與以倫理傳統做根基的「萬世之計」，在論正統的歐公眼中，正代表一個萬世不變的人倫政治秩序理想。此種為歷史情境生發、落實在人倫價值的實現，而成為普遍的評價標準與模式，乃是中國近世士人論政治正當性的一個顯著特色。又就理想的層次來說，中國近世之正當政治的概念中，君主不唯要行仁義之政，其本身作為大宗宗子、全體百姓的象徵，也應在國家此「家」中作一個道德倫理的表率。此道德表率的君主能行內聖外王之王道，則普遍良善的天下秩序乃可得到落實。作為國家大宗子的人君遵從道德約束，以內聖之學自律，上行下效獲致普遍良善秩序的實現，而可為正當之政治。此為近世政治正當性中理想的第三層次之內涵。
Subjects
政治正當性
政治思維
唐宋變革
天命
正統
三代之治
Legitimacy
Political Thoughts
Tang-Song Transition
Universal Kingship
Typ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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