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分析與房舍結構－以屏東縣牡丹鄉排灣族Saqacengalj舊社遺址為例

Abstract

本研究旨在嘗試將考古學的空間分析方法，應用在考古材料上進行分析，在此主要是針對Saqacengalj遺址內個別房舍結構中所出土的考古資料，進行空間分析，探討這些材料在空間分析上所呈現的模式，並且透過對出土自地板面上與結構內整體遺物進行兩階段的群集分析，比較兩階段的成果且評估其異同程度，同時考慮結構的坍塌過程，來討論遺物可能經歷的形成過程為何，以及其分布模式與原有位置錯離的情形，試圖了解這些器物是在何種情境下被遺棄在結構中，之後又是如何破裂損毀或位移，以及後續如何被擾動破壞。而這樣的分析成果，除了能與之前有關本遺址形成過程的研究成果相互參照對應，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空間資訊，讓筆者能夠對於個別結構內的空間配置與利用，甚或不同結構所具有的功能及其可能代表的空間單位，做更進一步地假設與可能性的討論。

由於人類活動與物質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考古學中空間分析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活動所留下的物質遺留之空間模式，也就是利用考古學上所能觀察到之現象的空間屬性與關係，試圖重建及解釋過去人類的行為及活動。屏東縣牡丹鄉高士村為一南排灣族村落，距離現址約7至8公里處之石板屋聚落，相傳為該部落在恆春地區最早的居住地點，居民稱為Saqacengalj，此石板屋聚落遺址保存完好，且佔地廣闊（約400多坪），聚落內部石板房舍結構多達八十多個，依山階成行平行排列。法國民族學者Lucien Bernot曾說過：「房屋經常是一個族群最具體、最固執、最具支配性的特徵之一」（轉引自蔣斌、李靜怡1995：167），在考古學資料上，房舍結構更是人類使用空間的具體展現。Saqacengalj遺址保存了廣大且完整的石板房舍結構，其空間結構與配置是複雜且多樣的，相較於一般考古遺址必須經過發掘後才能進行空間分析的情況，此遺址擁有清楚可見的建築結構，為研究者在進行考古發掘前即提供了基本的空間架構，且對空間賦加了限制，有助於人類活動的區隔，更有利於後續的考古學研究工作，尤其是在空間分析的議題上，因此筆者希望藉由運用空間分析的方法與技術，對此遺址的房舍結構進行研究，希望能對遺址中房舍結構所歷經的形成過程有所了解，並且對於房舍結構內的空間配置與其變異性、居住者過去在結構內的所可能進行活動內容，以及個別結構所具有的功能，有更進一步的探究與討論。

筆者在本文中將綜合房舍結構的型態與構造資訊，與所有遺物、重要現象出土的相關空間資訊，利用群集分析的概念與方法對個別結構內所出土的遺物進行空間分析，且將群集分析的步驟再細分為針對出土自地板上遺物，與結構內全體遺物進行兩階段的群集分析，透過比較評估兩階段群集分析成果的異同處，歸納討論有關各結構與結構內遺物如何所受到形成過程影響，並以空間群集分析的成果為基礎，試圖對房舍結構的空間配置，以及不同結構間的差異，進行後續的探討與假設。除了考古學上的證據外，由於Saqacengalj遺址屬於南排灣族的舊社，因此本文亦輔以一些排灣族民族誌資料作為進行考古學詮釋的參考，例如李靜怡（1994）、郭東雄（1993）、黃俊銘（1982）等對於排灣族家屋與住居文化的相關研究與討論。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大部份的民族誌資料與研究多以北部排灣族群所居住的北部型家屋為主，且多為日治時代開始記載，這與Saqacengalj遺址所屬的空間與時間均有明顯差距，因此倘若直接採用對比於遺址中的房舍結構，可能會產生錯誤的推論；不過即使上述資料的研究對象與Saqacengalj遺址在時空上有所差距，但排灣族人群應有某些行為與文化現象是連續性或互通的，因此筆者認為這些資料仍有其參考價值，故在本文中筆者主要是採取以考古資料為主，民族誌資料為輔的研究方法，進行後續相關的推論與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