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江宜樺2006-08-232018-06-282006-08-232018-06-281999http://ntur.lib.ntu.edu.tw//handle/246246/29672　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經常留給後世兩個（或甚至兩個以上）不同的印象與 遺產。這也許是因為深邃的哲學家原本體大思精，能夠冶眾說於一爐，故矛盾 對立之理論雖並存而不相害。又也許只是因為後人痴愚，不識鏡花水月真幻之 別，故強指一貫者為不一貫、一體者非一體。無論如何，我們已逐漸習慣了思 想家有兩個本尊的說法。柏拉圖（Plato）有兩個，一個栖栖惶惶，以建立共產 公妻的哲君制度為終身不渝之理想；另一個則憂讒畏譏，以遠離政治為哲人亂 世自保之上策。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也有兩個，一個將好人等同於好公民， 堅持人人皆為政治的動物；另一個坦言政治榮耀有其侷限，政治參與不如靜觀 沉思。馬基維里（Machiavelli）的兩面性表現在《君王論》的現實主義與《羅 馬史論》的共和主義，同時也就表現在他對平民大眾時而鄙夷輕賤、時而推崇 歌頌之複雜情感。盧梭（Rousseau）以社會契約論之合理化贏得了捍衛自由平 等的美名，卻又在曖昧的全意志學說中令人感受到極權統治式的恐懼。類似的 命運降臨於黑格爾（Hegel）身上，使他既成為主張憲政君主制的自由主義者， 又是鼓吹日耳曼至上論的國家主義者。馬克思（Marx）的割裂性相對而言容易 理解，因為這基本上只是歲月造成的差別：青年馬克思的異化論裡有濃厚的人 道主義情懷，而晚年的馬克思似乎就只知鼓吹冰冷的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 共產主義革命等等。application/pdf75659 bytesapplication/pdfzh-TW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report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29672/1/882414H002028I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