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素卿2006-07-252018-05-292006-07-252018-05-292005-07-31http://ntur.lib.ntu.edu.tw//handle/246246/4451自乾嘉時期惠棟確立「漢學」典範，清儒相繼致力於輯述漢儒古訓，藉以解釋經 傳，於是「古義」成為表徵「漢學」典範的一種解釋類型。輯漢儒舊注以為古義，據 此演述新疏，從而取代十三經注疏，這可說是清代經學的主流趨勢。其實，清儒依「漢 學」以治經，並未以「古文學」自限。以《春秋》學而言，以惠棟之三傳古義為起點， 學者繼起撰述，一系列著述最後結撰為新疏，成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經學結晶。凌曙、 陳立等之《公羊》著述，以及鍾文烝、侯康、廖平等《穀梁》著述，均不免受此學風 影響;而三傳本身的差異，以及經學觀念的變遷，又使晚清學者之著述展現了不同的 風貌。從宏觀的角度，考察由古義到新疏的發展脈絡，並以「漢學」為中心觀點，關 注經解的解釋類型，整體地考察《春秋》三傳之學的流變與異同，這無疑是論述清代 群經新疏之重要方向。application/pdf474702 bytesapplication/pdfzh-TW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春秋學漢學古義新疏report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4451/1/932411H00205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