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HUA FANG2025-11-052025-11-052012https://doi.org/10.6253%2fntuhistory.2012.50.01https://scholars.lib.ntu.edu.tw/handle/123456789/733407軍功本為唐代官員追求升遷和發展的重要途徑，士人任官後投身軍事工作並非罕見，常被譽為「才兼文武」，成為後代效法的典範。安史之亂（755-763）後，職業武官權力擴張，壓縮文臣的軍事參與空間，同時削弱了朝廷對於軍隊的控制，威脅政權的安定。部分文官力圖扭轉此一趨勢，他們強調唐初以朝中高階文官統兵的傳統有助於駕馭軍隊，積極爭取統兵的機會，企圖打破「儒者不知兵」的印象。同時透過著書立說，提倡士人習兵，藉此展現兵學素養，以及對軍旅之事的意見。但是，所能產生的效果仍然有限。由於缺乏武技與戰爭經驗，唐代後期的統兵文臣往往只能行使指揮之權，實際的戰鬥工作仍須仰賴武人。朝廷執政者派任文臣統兵，主要是為了展現對於兵權的控制，並非因為這些文官真有上陣作戰的能力。如此一來，文臣的軍事參與程度就與中央政府權威的高下有密切關係。黃巢之亂（875-884）以後，唐政府的權威一落千丈，軍隊不再受節制，成為軍閥爭取政權的資本，文臣乃無法在軍事上有所表現。zhjournal article10.6253/ntuhistory.2012.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