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所范雲2006-09-272018-06-282006-09-272018-06-282003-06http://ntur.lib.ntu.edu.tw//handle/246246/20060927115910882865過去的社會運動研究強調政治機會結構對於運動的組織與策略的 例時，卻忽略了這樣的例時，是透過行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在環境的限制下所主動選擇的。本文以運動者的調查訪談資料為主指出：組織劇碼、議題與策略皆不是中性的。不同生命傳記背景的運動者會傾向選擇不同的組織模式，這些選擇也會回過來例時運動者的組成，進而例時運動的議題與策略。八○年代台灣婦女運動的先驅者有著教育、階級的優勢與特殊的族群構成，她們選擇基金會等無須草根動員的組織模式，使得其運動路線偏向社會服務、立法與文化宣傳。九○年代新進的運動者及其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與新的組織模式，是推動婦女運動在變遷的政治環境中的新動力。因此，九○年代後期的性政治爭議與政黨認同的衝突，可以被視為是運動者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與政治機會結構的互動，所產生的結果。application/pdf1210384 bytesapplication/pdfzh-TW運動者生命傳記背景婦女運動組織劇碼政治機會結 構社會運動journal article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20060927115910882865/1/5-3-su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