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小娟2023-11-072023-11-072015-07https://scholars.lib.ntu.edu.tw/handle/123456789/636901中國大陸早期外交決策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然而到了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和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開始，雖然鄧小平個人行事風格強烈，但在外交政策的決定和貫徹上出現彈性與不同的作為。尤其鄧小平後期力行經濟開放政策，將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置於最高目標，因此國際環境的穩定成為優先政策，加上中日、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共參與國際社會的廣度增加，國際經貿往來需要專業知識等，使得領導者越來越難一人決定外交政策，集體領導的決策模式特徵逐漸顯露在中國大陸對外政策上。本文以1993/94 和2002/03 兩次北韓核武危機為例，比較兩次危機處理中外交決策的特徵，發現中國大陸外交決策確實逐漸出現制度化、水平分工之集體領導決策發展，如此一來，將可見越來越多更為彈性和務實的外交政策成果。zh中國外交個人領導集體領導北韓核武危機決策模式journal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