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石之瑜黃欣婷陳鼎尹黃鈺淳張芝瑾黃威霖Shih, C.Y.C.Y.ShihHuang, W.L.W.L.HuangChang, C.C.C.C.ChangHuang, H.T.H.T.Huang2017-09-082018-06-282017-09-082018-06-282011-06http://ntur.lib.ntu.edu.tw//handle/246246/281645本文介紹西田幾多郎的文明橋樑模式，以泰戈爾的文明橋樑模式作為對照，並透過推論將西田模式具體聯繫到滿洲國的建立。文明橋樑的自喻是弱者提升自尊的一種方法，藉由個人化的修養來匯合東西文明，是泰戈爾超越西方展現自信的途徑。與泰戈爾的模式相比，西田幾多郎的模式替日本整體找到一個無的場所，也是無所不包的場所。這樣的場所沒有尚未完成的追求者，因此不存在任何行動的指導，反而欣賞沉默的靜態，既然沒有為個體能動性提供思想準備，則個體行動者由不動到動的過程只能是動員的，因而是依附的。這樣由見者回到動者，從無的場所進入有的場所，似乎是一種退出，可是中國的滿洲提供了一次進取的機會。中國的滿蒙是白鳥理論中的東、西洋的共同源起之地，與西田哲學的無的場所若合符節，當無的場所做為八紘一宇的神道境界以後，中國的滿洲成就了文明橋樑的自況。Bridging Civilizations Through Nothingness: Manchurian China as Nishida Kitaro’s “Place”文明橋樑；泰戈爾；滿洲；西田幾多郎；Civilizational Bridge；Manchuria；Nishida Kitaro；Rabindranath Tagorejournal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