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omination with Concealed Anxiety : the Matter of the Legitimacy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滿人以夷狄身份征服華夷意識強烈的中土，其統治正當性受到故明境內漢人的挑戰與質疑，加上滿人的人口不足漢人三百分之一，如何確定其統治正當性，以消解反抗之依據，穩定征服統治的局面，緩和本身的統治焦慮，實乃順治康熙兩朝當務之急。

多爾袞為其出兵入關之舉，提出「討賊救民，為明復讐」的口號，當李自成被擊退後，清軍乃入北京，宣布明已亡於逼死崇禎皇帝的李自成，清從流寇之手代明而得天下，又依據經典，提出三大罪狀指責南明弘光政權之存在為非法，取得摧毀南明的法理基礎。北京、南京的先後順利得取，除了滿人的軍事力量之外，在政治作戰領域的成功，減少了清軍征服行動的阻力，削弱了對手維持存在的理論依據，無疑也是不可忽視的助因。北京南京既下，滿人對中土的武力控制，自此大致底定。

天命說是傳統中國解釋朝代更迭的重要政治理論。各個政權為顯示本身統治的正當性，幾無不以天命為依據；但如何證成本身的確獲有天命，則是另一個問題，特別是在滿人以邊境異族極少人數驟然征服廣大中土的漢人、且必須面對被征服區域裡潛藏濃厚華夷意識的現實政治情境裡，此一問題對於滿人而言更為嚴重。在主要地區的軍事行動暫告結束後，清廷為宣示其的確得天命所眷、擁有統治合法性，遂以其暴力威嚇為「後盾」，強力進行種種政治行動，藉此以證明清的確代明而有正統。遷都北京、改定歷代帝王廟祭祀名單、屢屢祭祀明朝皇帝陵寢，在在都在向臣民明白表示，明朝確實已成過去，當今天下之真主為滿洲皇帝。頒佈曆書，改易服制，是為了區別新朝與前朝，使臣民體認的了在心理上徹底壓服漢人的文化優越感，並使漢人改變外在身體符號，使之明白新王已經受命，前朝臣民原本的認同與效忠也必須更改，原本征服者╱滿人╱夷狄與被征服者╱漢人╱華夏的關係，被改成了符合清廷定義的君臣關係。清廷急切的在各個新征服地區大量且快速的頒佈曆書，為的就是壓制其他敵對政治勢力在正統權威符號戰場上的競爭威脅力量，並藉由曆書的大量且快速的傳播擴散能力，使清廷的統治正當性更深入人心、廣為人知，打造出一個只有清才是為唯一正統的集體心裡氣氛，潛在壓縮其他政治競爭者的生存空間。

而薙髮易服之舉，由於涉及漢人最敏感的種族╱文化意識，造成漢人強烈反抗，清廷不但立即軍事暴力進行強力鎮壓，且巧妙摘取經典的相關理論資源，重新連接塑造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提出君臣關係的絕對化與優位化，以壓制漢人以華夷意識作為反抗薙髮易服的依據。縱然曲阜孔家抬出孔子為免除薙髮易服的擋箭牌，依然遭到清廷引用經典記載的其他孔子之語，作為駁回曲阜孔家免除薙髮衣服的經典根據。

經歷順治朝運用暴力威嚇與初步建立的政治論述的雙重壓制後，，繼位的康熙皇帝深通漢文典籍，得而入室操戈，進行經典詮釋的改造工程，以求使清廷統治正當性，能獲得經典的背書與認可，從強化本身統治正當性的理論基礎。以《日講春秋解義》與《日講四書解義》為例，康熙皇帝將胡安國的《胡氏春秋傳》與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之中原本懷有濃厚華夷意識與政治批判精神的經典詮釋部分，加以刪除、修改，無法刪除的部分，則轉化其中「夷狄」與「中國」等關鍵詞的定義；對於有利於清廷政治政策的經典詮釋，或加以保留，或加強引伸發揮，使之符合清廷君臣關係絕對化與優位化的政治政策，並使夷夏之辨在絕對化與優位化的君臣關係裡，只能活在不能公開的非法空間裡。

這些論述與作為，或以暴力威嚇直接強制被征服者接受，或以軟性間接方式展現之。總之，經歷了順治、康熙兩朝近八十年的征服統治之後，清廷的統治正當性終於開始穩定並逐漸獲得漢人程度不一的承認或默認。而順治與康熙所建立的統治正當性的基本精神與運用方式，也為以後的雍正、乾隆所仿效，並「精益求精，發揚光大」之。以雍正皇帝的《大義覺迷錄》為例，其中諸多內容，其實本是承襲自順治、康熙兩朝陸續建立的統治正當性論述。征服者既然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理」，則被征服者原有的批判、質疑與反抗，自然成為見不得光的異端，只能轉到地下，成為潛流。

至於這些論述，漢人接受的程度有多少。關於這個問題，恐怕無法做出精準的評估。一整套論述背後的理論架構與觀念可能對大部分人而言太複雜，也不好懂，這時往往需要靠一兩句淺顯易懂且具有強大傳播力的口號，作為普遍接受的關鍵觀念。在順治康熙建立起來、涉及破除華夷意識的統治正當性論述裡，使用頻率最高的、也最為人所知的，便是《孟子》所言之「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之說。依據目前資料所見，不是雍正帝、而是康熙帝，才是第一個企圖拿孟子這句話破除華夷之辨的清代君主。康熙於《日講四書解義》對孟子該條經文所做的經典詮釋，十分成功，此後為人廣為引用。而康熙帝之所以「不平《續綱目》奪元朝之統」，其實真正在意的還是清廷在中土的統治正當性仍受到漢人潛在的質疑。

這句話經過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刊行並四處宣講，更是廣為天下所周知。乾隆皇帝繼位後，雖然立刻下令查禁《大義覺迷錄》，但是「舜東夷，文王西夷」這句話孟子之語，卻已經成為清代不分滿漢朝野、一致引用的關鍵口號（以我個人目前有限的史料能力，便發現乾隆至少用過六次，次數之多，堪稱有清之最），在滿漢抬面下的矛盾裡，成為成為雙方在最低限度上都能認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至少當時滿漢在表面上對之都難以反對或否定）。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高舉夷夏之防為其反滿倒清的口號時，湘軍將領李元度以「舜生東夷，文王西夷，古有明訓」，作為反對石達開宣傳夷夏之別的理由， 更可證明漢人的夷夏觀念清廷的改造宣傳下，確實已經發生了部分的鬆動與變動。

但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歷史記憶的重新恢復，種族革命風潮大起。隨著排滿壓力與理論基礎越來越強大，向傳統裡尋找舊資源，大體上仍是清廷與擁護清廷者為維護滿洲的統治正當性而提出的主要辯護路徑之一；在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思想趨勢裡，尤其是對於許多不滿清廷的知識份子與社會菁英而言，這似乎顯得不太合時宜。而清廷相對於過去而言，已經愈來愈難以有效掌控信息傳播的領域（特別是新式傳播媒體的紛紛出現、以及其交盪運作出來的那些可能威脅清廷統治正當性的各種思想言論與記憶的公開塑造機制與流通傳布的網絡），加上其他主客觀因素的交相作用，使得如今的帝國對異議者、或對擁清立場正在逐漸鬆動猶疑之人，相對於過去而言，難以有效構成壓制、警告或說服的能量；相反的，這不但容易激起反感、也相對暴露了本身原本存在的弱點與漏洞。在應付那些身處兩極之間的其他意見者對清廷越發嚴重的質疑不滿的潛在離心局面裡，其處理回應方式已經無法滿足期待；同時也無法消弱或抵銷政治上的激烈反對者對滿洲統治連續發動攻擊的言論傳播空間與管道。

滿人的統治正當性在由漢人知識菁英所主導的種族革命一波波的攻勢中，顯得搖搖欲墜；不僅失去共同的認同、同時失去自我辯護能力的政權，加上本身控制實力與支持者基礎的不斷衰退， 曾經壟斷真理不可一世的政權，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如外觀巍巍、但內部構材已經過份老化的大廈的塌毀一般，只要偶然的一個衝擊能引爆連鎖反應，支撐大廈的最後幾個樑柱便可能難以負荷壓力，而大廈也將於承受難以負荷之過重壓力的瞬間，土崩瓦解。尤其是在理論陣地裡，清廷與支持清廷者在反滿革命者連續不斷的一波波主動攻擊下，陷入被動作戰的挨打態勢；且不論在統治正當性的論述上誰的理論基礎較為雄厚，但整個言論氣氛早已經被徹底翻轉了。當時整個言論氣氛的確逐漸傾向對清廷傳統政治論述抱持著質疑、不滿與排斥的態度，這種對現存政權政治情感的疏離、甚至產生敵意的升高趨向，正是帝國晚期在統治正當性問題上難以解決的部分之一，且似乎愈來愈難以靠單純的論述競爭，便能輕易解決。局面到這種地步，漢人在恢復歷史記憶後刺激了種族情感的強烈反覆發酵與集體傳播感染，使得清廷愈發嚴重的統治正當性危機，已經不是靠更嚴密合理、更具有說服力的論述，便能立刻挽回的了。

湖北的革命起事爆發後不數月，清廷的統治正當性失去了帝國內部幾派重要勢力的最後支持，重重壓力不斷交迫下，清帝宣布退位，滿人兩百六十八年的統治就此結束。在政治妥協下勉強建立的民國共和體制的運作發展，並未如當初反滿革命者預言的那般美好順利，甚至於成為被詛咒的政治圖騰；另一方面，清帝國的死亡，不只是整個中國舊秩序全面崩解的關鍵，對時代裡的許多人的感受而言，更是意味著和平穩定理想的徹底破滅與對所知世界熟悉感的全然失落。中國，自此進入了一個長期革命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