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全球、治理了誰：人權、善治與全球衛生政治

美中半導體競爭威脅全球貿易治理？新冠肺炎（COVID-19）衝擊全球衛生治理？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破壞全球安全治理？這些2010年以降佔據媒體版面的國際新聞都假設特定領域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之存在。那全球治理又是什麼？不同於上對下的政府（government），治理這個概念廣泛地包括公私部門涉入共同事務的管理，透過協商彼此分歧的觀點與利益，建立合作模式的動態過程，包括法律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社會學的視野與方法論介入這個現象時，更關切幾乎同時發生的社會運動之跨國串聯，而國際社會中也有越多越多新的行動者參與在全球事務當中。

國家與不同層次多元的非國家行動者（non-state actors）共構了網絡型的治理結構，一來形成新的生成規範的方式，進一步影響國家行為，對國際關係中的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sm）及其創造之西發里亞秩序（Westphalian order）構成挑戰。 除了傳統國際法法源外，大部分新的規範秩序係透過軟法、行政制度安排與全球目標等構成，其中非國家行動者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也成為重要的治理對象。因此，全球治理的需求亦催生並形塑出國際社會中「複數的法律共存」之特殊法律社會學現實，擴充了國際法的定義與治理範圍，而此法律及非法律匯流與競合的現象，則被國際法學者Jan Klabbers和Touko Piiparinen稱作規範多元主義（normative pluralism）。

在此脈絡中，本文先梳理「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交織理論與研究方法之發展，兩者間的對話聚焦於對霸權和國際合作之關懷，並將國際法中的規範系統與操作系統分別觀察，為全球治理開創了新的研究議程。接著在介紹「國際法之社會學」與「國際政治社會學」等當前較具批判性之研究取徑後， 最後以全球衛生為例，以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交織論為分析視角，呈現不同領域法律中規範與操作系統，如何同時保有各自的自發性並發揮相互補充的能動性，而「以人權為基礎作為方法」等善治理念因而得以在全球衛生治理中被潛移默化地發展並實踐著。